专家称西方进入“后真相政治”时代

2016-08-28 21:02 武汉新闻网 编辑:香楚君 网友阅读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24日发表题为《后真相政治时代》的文章称,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当中,事实占有神圣的位置。每当民主似乎跑偏,当选民被人操纵或者政客躲避问题,我们都诉诸事实。

  事实无力支撑共识

  然而,事实似乎渐渐失去支撑共识的能力。美国“政治真相”网站发现,唐纳德·特朗普70%“基于事实的”声明其实属于“基本不实”“不实”和“胡说八道”。

  有关英国脱欧公投,脱欧派声称,欧盟成员国身份每周使英国损失3.5亿英镑,但没能说明英国反过来得到的资金。

  这种感觉现在非常普遍:我们已经进入后真相政治的时代。

  当政治变得越来越充满对抗并且由电视表演主宰,事实在公众辩论中的地位升得太高。我们对统计数据和专家证词寄予厚望,使其不堪重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事实现在已经不能冷静地坐在政治争论的冲突之外,而成为冲突之内的舌战武器之一。

  当事实不再提供给大家认同的现实,我们还讲什么“事实”?问题在于,专家和参与提供事实的机构激增,而且这些专家和机构很多都待价而沽。如果你真想找到一位愿意为某个事实背书的专家,并且你背后有足够的金钱和政治影响力,你大概就能找到。

  民粹主义运动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常常被说成是后真相政治的罪魁祸首。个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围绕自己的观点或偏见决定如何消费媒体,民粹主义领袖也乐于鼓励他们这样做。

  事实权威衰落已久

  但是,如果只聚焦最近对事实更明显的滥用,那就忽视了一点:事实的权威其实已经衰落了很长时间。报纸或许帮助抵制了民粹主义的煽动宣传,但它对更大范围的事实危机没有任何作用。

  主要问题在于,21世纪的事实供应过剩:太多的来源,太多的方法,可信度各不相同,取决于谁给某项研究出资以及那些夺人眼球的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

  文化史学家玛丽·普维说,用事实描绘社会的倾向最先见于中世纪晚期,伴随着会计学的诞生而出现。普维博士认为,商人记账的新鲜之处在于,它呈现出一种看来可以独立存在的真相,无需阅读者的任何解释或信任。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会计学之外又有了统计学、经济学、测量勘查和其他一系列数字方法。但是,尽管这些方法发展扩大,它们仍然往往是结构紧密、能维持相关标准的小型机构、学术社团和专业协会的专属领域。

  上世纪,一项围绕事实的产业诞生了。市场研究公司从20年代开始展开市场调查,并在30年代扩展到民意调查。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以后出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这类智库,把统计数据和经济学用于政府政策的设计,服务于这种或那种政治计划。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自由派政客当中流行一种思想,称作“基于证据的政策”,这时的经济学严重倾向于为政府计划辩护。

  “事实”这个词当然不只限于数字。但它的确暗示某种可以公开分配、无需不断证实或解释的知识。

  “数据社会”趋势难挡

  但是,后真相政治还有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对社会产生的变革作用可能就像500年前的会计学一样巨大。

  我们正处在从“事实社会”向“数据社会”转变的过程。在此期间,围绕知识和数字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存在诸多困惑,这加剧了真相本身将被遗弃的感觉。

  要理解这种转变,首先需要了解“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因为兜里的智能手机和智能卡、社交媒体的惊人崛起、电子商务作为商品和服务购买方式的流行以及感应装置在公共领域的普及,我们的日常活动留下大量数据。

  像统计数据和其他传统事实一样,这些数据是量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史无前例的规模(大数据里的“大”)和它们不断地被默认收集而不是在专家有意设计的情况下被收集。数字产生的速度远远高于我们能找到它们具体用途的速度。尽管如此,你也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了解人们如何行为,怎样思考。

  事实有可能解决对立视角之间的争论,把问题简化。比如,政客们可能对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正确观点各异,但他们如果认同“经济增长了2%”而“失业率为5%”,那他们至少就有一个共同认定的稳定现实可以为之争论。

  数据用于“情绪分析”

  相比之下,数据有可能感知公众情绪的变化。比如,用算法分析推特就可以获得几乎实时的最新数据,了解公众如何看待某位政客。这就是所谓的“情绪分析”。

  这有例子,比如总统电视辩论中监测现场观众反应的“蠕虫曲线”,随着候选人的言论在观众中产生的反应上下波动。金融市场体现交易者在一天里不断波动的情绪。股市不可能像会计那样提供显示思科系统公司价值几何的事实,但其提供了一个窗口,显示全世界成千上万人对思科系统公司的态度每分钟如何变化。

  记者和政客不能忽视对集体情绪的不断审查,正如首席执行官不能忽视公司股价的上下波动。如果英国政府拿出更多的时间设法跟踪公众对欧盟的情绪,而不是重复英国经济可以如何从欧盟成员国身份中获益这个事实,那么脱欧公投可能是另一番局面,政府也可能更成功。

  脱欧派活动者之一多米尼克·卡明斯嘲笑他所说的过时的民调技术。他还要求一个民调机构加入有关“热情”的问题,并且雇用科学家开采最新的大数据集,以衡量选民的情绪并通过广告和志愿者采取针对性的行动。

  生活在数据而非事实的世界里是可能的。想想我们如何利用天气预报:预报说,周四的温度将为75华氏度,我们知道这不属于事实,因为数字将随时波动。天气预报的原理与情绪分析相似,通过大量感应装置收集数据,然后把这变成对不久将来的会持续发展的描述。

  但是,这给政治带来某些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数字一旦被看做是当前情绪的指示而不是对现实的说明,我们该如何对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性质达成共识,更不用说解决方案?

  这种环境导致阴谋论盛行。我们虽然有各种办法弄清有多少人相信这些理论,却没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放弃这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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